王族和公卿遗存，至今都可以发挥影响；这些遗老们世代传承，不会不保留一些有关于本国史册的抄本——当然，私下流传的抄本必定是散乱的、细碎的、不成体系的，甚至根本没法整理；但只要这些抄本还存在，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做全方面的比对，而比对的结果嘛……
反正，在就《竹书纪年》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大概十余天后，长安的儒生们就果断闭嘴，迅速开始了转进。
就转进的方向而言，儒生们一开始是想出动铁拳，直接呼唤丞相公孙弘强力出手，用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妖书直接封禁；但还好向上汇报之后，真正的大儒公孙弘聪明绝顶、明见万里，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——如果此例一开，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，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，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？
你搁这儿复辟暴秦《挟书律》呢？
文人之间的事情，能讲规矩的时候，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。于是众人商议再三，无可奈何，只有重回辩经路线，并调整辩论思路；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，转而寻章摘句，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：就算《竹书纪年》是真本又如何？史书是真本，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？
这个质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、非常靠谱的，可以说一发中的，立即就缓解了广大儒生的精神内耗。但如此辩论，却也显然有极大的弊端：不针对史书本身发论而只质疑史料真假，那意味着已经默认了《竹书纪年》的地位，等同于打破了儒家对上古历史的绝对垄断，允许异端思潮上桌——这是非常惨痛、非常悲哀的让步；但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与儒生抗争的百家士人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们已经在私下里组织了对《竹书纪年》的讨论，并得出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。如果儒生们再这么装聋作哑、坐视不管，那等到话语权全部沦丧之后，真是哭都来不及了。
而儒生这样艰苦悲哀的反抗，无疑大大取悦了嫌弃无聊，且对儒家颇有偏见的皇帝陛下。他当然也知道，这区区一本《竹书纪年》并不能算决定胜负的棋子，以儒生的人才济济、钻研精微，早晚能够在学术体系中彻底消化这一波异端的刺激，甚至推陈出新、巧施手腕，将此异端消化自身的给养——两虎相争，强者为胜；儒家实在是太大太强，以至于可以兼容并蓄、因势利导，将一切不利的冲击都转化为有利的优势。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，一本异端史书，也不过是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而已。
不过，这本身也没什么关系。《竹书纪年》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；但皇帝巧妙挑拨，本来也只是为了一时的念头通达而已。所以他欣然旁观，大为喜悦，只觉多日以来的种种淤积的愤怒郁闷，真是于此刻尽数倾吐，一扫无余。为了扩大这种恶劣的喜悦，扩大斗蛐蛐的无穷乐趣，他甚至还特意在朝会上加了一句，要延请长安各门的博学之士，到宫中来讲解对《竹书纪年》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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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啊，当时丞相公孙弘的脸色，真是美不胜收，妙不可言，让人想一想都要绷不住笑出声来！
报仇总要趁早，来得太晚的话，连喜悦都不会那么痛快。天子深谙这个道理，所以绝不会错过任何快意恩仇的机会。仅仅召唤儒生讨论《竹书纪年》，还不足以满足他恶劣的趣味，为了给对方上一上强度，他还需要更多更大的猛料。
这样更多更大的猛料，涉及隐秘的情报，宫中当然是不会有的。所以，在预定讲解《竹书纪年》的前一日，圣上打破惯例，居然带人出宫，微行市集，到了——到了方士们储存印刷材料的市集商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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