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呕心沥血培育的嗣君，抑或精心挑选的董允、费祎，他们当然尊重他、信任他、坚决的服从他的路线，但数十年的光阴是决计不可逾越的界限，当年昭烈帝与武侯君臣相知之诚，三顾茅庐时纵论天下局势的豪情与期许，终究是不能借由《出师表》区区数百字解释清楚的；所以无论多么亲近体贴的自己人，都实在无法共情政治目的下的真心。
政治目的需要看真心吗？一般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或许不需要，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这样的大事却绝对是缺不得半分信仰；否则僻居一隅，苟且偷安，终究不过是守户之贼。而武侯拼尽心力，亟亟求取，不敢一日稍有懈怠者，也正是知道这种热情的稀少、脆弱、易于磨损；说句难听的，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以身作则，借道德的号召力鼓舞士气，等武侯一瞑不视之后，西蜀还能为了那个虚无缥缈、仅仅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政治口号奋斗多久呢？
六出祁山，五伐中原，之所以连年奔波，不敢稍息，正因用任重道远，危惧于心；武侯从一开始就明白，他是兴复汉室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，有的事情他这一代人做不到，就再没有别人可以做到了——有此惶惧在前，所以兀兀穷年，所以拼死一争，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；说来说去，不过是垂死者悲哀的挣扎罢了。
当然，天不悔祸，葛相的挣扎终究沦为虚妄；而现在登临受降台，无疑是将原本仅存于想象中的汉室复兴，骤然具像化到了现实之中；所以丞相感慨之余，再想想如今停滞不前的进度，当然会表达出惭愧的自责之意——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；武侯一流的人物是从来不会甩锅给天时、甩锅給地利、甩锅给他人的；事情做不到当然应该第一个追究他自己的责任——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，三省吾身，不过如此。
自然，穆祺没有这样高尚的情操，也并不觉得丞相应该表示什么愧疚。不过他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显然，武侯慨叹的是他兴复汉室的困境，是幽深沉寂的心绪；而这样的心绪，显然是不适合由一个全然不相干的外人来插嘴的。
不过，他不好插嘴，现场却有一位与汉室息息相关，资历和脸皮都完全足够的人选——站立在侧的刘先生默然片刻，忽然开口了：
“国家兴盛，不是一朝一代的功夫；国家衰亡，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挽回。”他道：“汉军今日的强盛，多半是列祖列宗暴霜露，斩荆棘之功，煌煌大业，不能全算在我们头上；汉室要是有一天衰落，那也是前人不修德、不尽职，累世所积攒下的过错，同样也无需引咎。”
他停了一停，又道：
“足下穷尽心力，为汉室付出的心血，其实——其实已经胜过我等了。”
这一句话平平道来，效力却堪称石破天惊，以至于穆祺都霍然转头，以一种惊诧到无可思议的表情瞪视着皇帝陛下。而在穆祺的灼灼瞪视下，皇帝陛下看似神色不动，实则表情却甚是古怪，僵硬之至，乃至于嘴角都按捺不住，略有抽搐——显然，刘先生其实并不怎么想当着穆祺的面说这几句话（重点是“当着穆祺的面”），但没有办法，皇帝亦有皇帝的职责，有些话是不能不讲、不能不说，甚至还要清楚仔细、讲个明白，不能让外人有一丁点的误解。
所以，即使顶着穆氏活见鬼一样的目光，他仍然深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剩下那一句话：
“……人力有穷时；但足下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起大汉先帝于地下，亦惟有感激而已。”
这一句话更加惊悚了，以至于周遭鸦雀无声，不止穆祺瞠目结舌，就连卫霍都是面面相觑，神情诡秘难言。而诸葛丞相……诸葛丞相愣了一愣，则深深看了刘先生一眼——因为管理局规定的缘故，他收到的那封密信在背景解释上其实颇为含糊，仅仅只隐约点了点几位“客人”的身份，也并不好再继续追问；不过，以武侯对执笔者的了解，只要稍加推敲，其实也不是不能猜出客人的来历——尤其是这位“刘先生”，个性与态度如此之显豁鲜明，真是让人想装糊涂都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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