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笑了：“随便啊，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那我叫你Rose。”
杨千瑞噗嗤一声笑了，想起这是在图书馆，又连忙捂住了嘴，左右环顾四周。
其实没必要顾虑。伯克乐的图书馆和其他广义上的图书馆不同，不需要轻声细语，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谈论声，也没人觉得不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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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藏的架子上只有谱子，谱子，和谱子。什么曲的谱子都能从这里找出各式各样的版本来，但要想读份当月的报纸杂志，反而成了难事。
杨千瑞到前台登记，借了几份谱子。他出示学生卡时，我瞄了一眼，证件照上比现在还青涩几分，头发短短的，像颗小杨梅。还是留长好看些，遮住了光洁饱满的额头，更显稚嫩。
当然，再长也没我的长，我伪艺术家的气息，从我齐肩的鬈发上也能窥探一二。我高中毕业后便蓄起长发，各种张扬的颜色都染了个遍，现今的淡金色还算低调了。
我们走在校园小道上，说是小道，其实就是大街马路。伯克乐教学楼分布在街道四周，没有围墙，也没有大门，严格意义上，根本没有所谓校区这一说。但看一眼，就能分辨出路上的同学，大多都抱着乐器乐谱，步履匆匆。
只有游客才会慢慢悠悠地在这条街上闲逛，看什么都一脸新鲜。
我提起碟片的事，杨千瑞就跟随着我回了公寓，一路闲聊。
我说：“那袋糖瓜是你挂我们家门口的？”
“嗯。”他单薄地应了一声，没多做阐述。
于是我又问：“你从哪儿买的？”
杨千瑞说：“不是买的，家里寄的。”
我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气，“寄的？从国内寄到这儿来？”
“嗯，我爸妈硬是要寄，拦都拦不住。”杨千瑞十分无奈地说。
跨洋邮费能买一百斤糖瓜了吧，但重点并不是钱的问题。对供得起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来说，这点钱自然九牛一毛。我只是想起了我爸妈，除了钱，什么都没给我寄过。不过我也只需要钱而已。
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不来吗？早知道你要来，我们会在家里等等你。”
杨千瑞淡淡地笑了一下，“没事，我也就只有那么一会儿空。敲门没人应，我就挂在门上就回家了，家里做了年夜饭。”
我诧异道：“家？你家里人在这边？”
杨千瑞点了点头：“嗯，一个阿姨，我住她家里。所以要和他们一起过年。”
“哦……那挺好的。”
原来我白担心了，他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过年，我才是。他在这儿有归属有港湾，不像我寄人篱下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。
杨千瑞忽然说：“你可以教我做作业吗？”
我犯了懵，“啊？我也不懂小提琴啊。”
杨千瑞说：“不是。公共课的，编曲还有和声的一些作业。”
我紧张地皱起了眉，“你认识五线谱吧？”
脑海中自动唤起了给彦良补习的痛苦回忆。那家伙凭吉他考进来的，只认识简谱，连音符都要一个一个教他认，实在将我耐心耗尽，对他大吼大叫，崩溃到差点砸地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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