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尔盖向后靠进扶手椅里：“好吧……我只是不太习惯把想法告诉第二个人，或许我也可以试试。”
事实上，在他被收监的那一天，一切都开了个好头。这天柏林间断地下着小雪，地面湿滑，行人稀少。有几队儿学生正准备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馆。谢尔盖不用听就知道教师们会向这些孩子灌输什么概念。学生稚嫩却严肃的脸庞从他身边经过时，他很难控制心中的不平和怒火。让一群人为独夫献上生命，独裁和宗教的傲慢都在于此，以用光荣装点的教条剥夺人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：“为什么什么而死”必须是慎重的、深思熟虑的表达。在他的祖国，那个空格之中的选项往往关乎全人类的福祉，而德国别有用心的政客玷污了它。
谢尔盖同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，坐在会场西面的小酒馆门外，在早晨的光亮之中关注着来往的人群。会展开始的前一个小时，他们仍然毫无收获。
“我打听到一些工作上调动的可能。”无聊的特务头子对他说，“上面有了新的政策，不久我们就会忙碌起来了。”
“有关于什么的新政策？”
“有关犹太人。你也知道，那几位大人物，尤其是几位大区的首长，打算把苏联变成犹太人的流放地。他们嫌那些犹太苦力需要人手管理，又舍不得给他们百十来颗枪子儿。西伯利亚是个不错的去处，但是，你看他们嫌弃将军们的进度太缓慢了。”
就在那一年冬天，柏林郊外海德里希的别墅里，纳粹高层就“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”展开了讨论。这次秘密会议后以“万湖会议”载入史册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。但在1942年的一月中旬，谢尔盖对此毫不知情，安德烈亚斯透露的情报短暂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“这么说，是要警察局对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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