磨，该不该受折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在拷问之后将送往何处去，有什么样的结局，本不需要我花心思去想呀。“凯里安”身体上的伤疤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，让他皱起眉头。他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一股湿冷的寒意，让他的脖子发麻。那天他没敢对谢尔盖问出的、有关审判的问题再一次侵占了他的思维。
他们怎么能够和他相比呢。安德烈亚斯故作轻松地点了一支烟，把电话扣下了。我这样容易胡思乱想，最近真是太累了……
他坐到桌边继续吃早餐，谢尔盖才从楼梯上缓步下来。安德烈亚斯立刻对他抱怨：“该死，我根本不想掺合这个，我想找点别的事来做。”
他一向很有行动力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谢尔盖认为他那看似荒诞不羁的大脑里隐藏着一部密码，上面标注着无数让世界按照他的意志运转的路径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一通电话，那是一位在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手下工作的秘密警察官员，他刚刚抓住了几个穿过雷区跑到德国占领区的人，其中有几个说着熟练的俄语。他希望柏林能派人协助进行身份审核，考虑是否让他们加入到安全局的谍报工作中来。
“怎么样，你喜不喜欢旅行？”安德烈亚斯询问他的意见，“虽说乌克兰占领区到处都是蝗虫似的游击队，但这比每天放羊似的驱赶、折磨犹太人强得多。至少，这是需要大脑的工作，一份属于文明人的工作。”
这意味着他要脱离现有的情报小组，进入他从未涉足的陌生区域。谢尔盖想了想说：“我想东区的警察局长先生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做有益的工作，他只希望多一个人来承担错误判断的责任。”
“那么就尽量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。”安德烈亚斯说，“苏联人很聪明，尤其在情报工作上。我们的老上司们被骗过不止一次。”
谢尔盖自然在心里赞同。他的同事在酒会上讲过类似的故事：在战争打响以前，苏联方面向保安总局购买过一份情报。内务部确实向德国人交付了足够的钞票，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怪事。大量的德国情报人员在苏联神秘地消失了。原来那些钞票上印有内务部准备的隐秘标记，德国人一旦在苏联境内使用它们，立刻就会被逮捕。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对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让手下把这些纸币全部销毁了。
法西斯也不是那么精明，他对那位同事说道，据说海德里希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。对方哈哈大笑起来：他的手下却全是些争权夺势的大学生，真不知道他在审查档案时会不会心生嫉妒。
对于安德烈亚斯的要求，谢尔盖自然满口答应：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会协助你完成这件事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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