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突然摇晃，装呕吐物的木桶翻倒了，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，顺着黏糊糊的木板淌过来。船医厌恶地缩回脚，站起来，绕过病床，凑到污渍斑斑的舷窗边。雾仍未散去，但黑暗中出现了晃动的光点，那是装在舢舨前头的火把。鼓声穿透雾气，也是三下，回应之前的炮声，引水人来了。
“澳门。”医生回答，“我们到了。”
——
荷兰帆船在四艘舢舨的拖引下驶入港口。来得不是时候，海关无人值守。他们只能泊在最远的岩礁附近，等明天一早办手续。病人和舱底的尸体也得等着。
他们没有等很久。两小时后天就亮了，驱散了盘踞在珠江口的大雾。这艘荷兰来的外洋商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，启程驶向虎门，从那里，持牌的中国引水人会带他们穿过狮子洋和伶仃洋，挤进珠江的狭窄河道，最终在黄埔下锚。
病人被抬下船，送往葡萄牙传教士开的医院。其中一个在天亮前咽气了，于是和其他尸体一起拉到沙洲上，草草埋入预留给“外夷”的坟地。在船医看来，把尸体扔进海里更体面一些，然而广州海关坚持对照名单检查“所有人”，包括航行途中死去的水手（*注1），说是避免走私，外洋船都不得不载着这些腐烂程度不一的躯壳，直至把它们弃置在珠江的冷清沙洲上。
发着烧的病人昏睡了一个礼拜，仅仅靠修女滴进他嘴里的稀糖水活着，神父两次到他床边查看，判断是否要往他额头上涂油，把他的灵魂送往天堂，躯体送给沙洲上横行的蟛蜞。但异乡人始终没有中断呼吸，紧抓着生命，像抓着一根垂落悬崖的麻绳。
随货船而来的外国人最终在充满阳光和咳嗽声的大病房里醒来了。许多天以来，他首次觉得能看清楚这个世界。窗开着，放进潮湿的空气和远处码头上苦力喊口号的声音。窗台上放着一个青色陶瓷圆碟，里面是白兰花，香气柔软，取代了荷兰船医无处不在的体臭。回想起来，患病的商人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不是个真正的医生。
他闭上眼睛，呼了一口气，睁开，把右手举到阳光下，审视关节的轮廓和皮肤之下隐约可见的血管，轻轻握拳，松开，测试这是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烧已经退了，汗水浸透上衣和枕头，他像一条笨拙的毛虫那样扭动，寻找干燥的地方，不一会儿就累了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晕眩，口渴，饥饿。妈妈，他的嘴唇翕动，却没能发出声音，妈妈？雅克？家里没有人吗？
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出现。倒是一位矮小的修女捧着木质餐盘走过来了，玻璃器皿在托盘里互相碰撞，叮当作响。修女脖子上挂着的银质苦像在阳光下发亮，年轻的病人盯着她，一脸茫然。
“菲利普·林诺特？”她念出年轻外国人的名字，用的是葡萄牙语，音节稍有扭曲，听起来像“费利佩”，所以病人没有马上反应过来。修女也没费心等他回答，放下一个玻璃瓶，吐出一个葡萄牙语单词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她的肢体语言很明确。菲利普拿起瓶子。里面的液体苦涩而浓稠，一股树皮的涩味久久粘附在舌下。他把瓶子还给修女，询问“代尔夫特之星”号的去向。对方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没听懂，一言不发，捧着瓶瓶罐罐到对面的病床去了，躺在那上面的男人浑身长满红疹，脖子鼓起一个拳头大的肿块，手臂和胸口的皮肤抓挠得鲜血淋漓，菲利普移开目光。
他又睡着了，真正的睡眠，不受梦境滋扰。蓦然醒来的时候是半夜，因为教堂敲钟了，能听出来钟塔在病房的东面。那声音让他误以为自己回到了家，布列塔尼半岛野性未泯的海岸线上，一座小渔村羞怯地紧贴着石头搭建的简陋教堂，像三岁女孩紧抓着母亲打满补丁的裙子。晚祷的钟声响起，渔夫放下手里的铲子，渔妇放下缝补到一半的渔网，站在散发着浓烈腥味的海滩上低头祈祷。但是空气里没有海藻和盐的气味，取而代之的是陌生河流的潮气，混杂了似有若无的白兰香味。病房某处有人哭喊呻吟，菲利普的眼皮又合上了。海在很远的地方。
玻璃的碰撞声。修女再次站在病床边，举着药瓶。阳光照到对面的墙壁，下午了，旁边的病床空着，长疹子的男人不见了，床单挺括雪白，好像从来没接待过任何病人。菲利普抓住修女的手腕，后者怒瞪着他，好像病人把什么脏东西蹭到她的袍子上。
“那个人去哪里了？”
“和我们的救主在一起。”修女用断断续续的法语回答，挣脱菲利普的手，用袍子擦了擦，“你休息，先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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