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局长叮嘱徐听寒：“你是刑警，不是武警，不是搜救队员，不是消防员，虽然真遇到危险了，管他什么警种什么兵种都一样上，但是你单枪匹马的冲过去，我从理智上来说不支持，你这样冲动可能是在给你爱人添乱。但是从情感上来说，我批你假期，等你找到你爱人了再回来吧，但是工资得扣一些，这个月奖金也没了。你在那边需要什么及时联系我，我有当兵的朋友在A省，应该能帮上你的忙。”
徐听寒单调而机械地说了两声“谢谢”，局长知道他情绪不佳，没有过多责怪，只是让他一定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。
挂断电话后徐听寒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接了几口水喝，喉咙里的干渴涩痛才微微消褪。
回到座位上他又开始给安尧打电话，连续十几通无一例外都以“暂时无法接通”终结。从下午到晚上他打了近百通电话，没有一次能听到他最渴求的来自安尧的轻缓温和的声音。他拼命刷着A省暴雨泥石流的新闻资讯，可灾害刚发生不久，有效的报道太少，一时也得不到什么线索。
之前就不该松口让安尧去调研的对不对？安尧坚持也罢哀求也罢，徐听寒都不该同意，如果遥遥一定要走，甚至要和他离婚，徐听寒一纸辞职报告交上去，追安尧到天涯海角，将人绑回家里或郊区别墅关起来就好了。反正已经在想象里做过了很多次不是吗？安尧在他身边未必多快乐，但一定非常安全，情况一定远超现在这样生死不明的境地。
徐听寒对平那村的恨意更上一层楼。如果有那样的能力，他真想把这座野蛮无情的村落夷为平地。折磨他还不够，为什么还要吞灭他的爱人？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谁能回答徐听寒？
离开平那村十多年，徐听寒的噩梦依然未曾断绝。
最开始在医院做失语症康复治疗的几个月，徐听寒会梦到那个男人——多面的、不同的、随时间变换而扭曲面孔改变形象的他的父亲，或者说第一位养父。徐听寒不想提起他的名字，起初是畏惧和害怕，后来则是单纯的厌恶和仇恨。
刚开始一切都是很好的，他有严厉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，父亲在镇上做些小生意，他最喜欢在家门口的樟树下等父亲回家，母亲很擅长做炖菜，傍晚时分香气从木门内飘出来，像是催人沉醉痴迷的雾，让徐听寒总是满怀期待和憧憬；到他六岁时父亲突然像是变了个人，不再去工作，每天就是醉醺醺卧在家里，醒了便喝酒抽烟。他的半醉半醒时分恰是徐听寒与母亲最想逃离的片刻，那样痛的巴掌打在母亲和自己脸上，那样长的木棍劈在母亲和自己身上，他们哭喊，祈求，邻居们明明都听得到，却会在第二天装作若无其事，避开他们紧张而期待的视线，不会对经常发生的暴力做出任何表态。
他习惯被人指着鼻子骂“野种”“杂种”，他习惯在穿布料较少的衣服时有数不清的伤痕淤青露出，他习惯每晚听着母亲的惨叫和啜泣声做作业，他以为自己都习惯了。可当母亲说要带他离开这里，去只有他们的家生活时，徐听寒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习惯了这些遭遇，只是习惯了忍耐。
他埋在母亲怀里嚎啕大哭，说“我要走”，说“我要妈妈不要爸爸”，母亲摸着他的头发，湿漉漉的泪滴在他疤痕刚刚痊愈长好的肉粉色头皮上。
他们计划好了一切。母亲拿了父亲藏在小匣子里的钱，只带了有限的几件衣物装在包袱里。徐听寒——那时他还叫忆冰，是母亲起的，因为母亲来自一座会飘鹅毛大雪的城市——扒在屋门口，紧张地盯住道路尽头，祈祷不会出现那个男人摇摇晃晃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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