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我发现，我回去谁都不自在，更何况，我想着原谅他们的好儿子，却没人想着原谅我。继父和我无言，气氛尴尬，我妈更痛苦——她恨我，她当然恨我，如果死的是我这个没什么出息的孩子，她哭个几个月，就能从中走出来，迎接接下来毫无负担的余生——偏偏是被寄予厚望的我弟。那个时候她的精神时好时坏，她会忽然在餐桌上给我夹很多菜，好像我是她最疼爱的儿子；也会在半夜出现在我的床前，爱怜地抚摸我的头发，又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怨毒地咒骂我怎么不去死。继父会随之赶来，拉走我妈，第二天跟我不停地道歉，让我体谅她。
他向我道什么歉呢，我弟因我而死，而我原谅他们的仇恨、纠结、抑郁和无知。我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，哑口无言是对一切真相的响应。我不想在父母承受丧子之痛后，再伤害我的父母。再说，没人会相信我；再说，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，因为施暴者死了，受害者的一切痛苦都要与之一同死去。我不愿成为父母的施暴者。虽然我不是什么纯洁无瑕的好孩子，但每个孩子都本能地给予父母纯洁无瑕的爱。
在意识到我彻底失去了父母疼爱的可能后，我就再没回过家。于是夏天变得很难熬。我念本科的时候，宿舍还没装空调，只有两个电扇，转出的都是热风，浴室也不开放，不适合居住。我只好到处旅行，好在继父从来不在钱上苛待我。念了研究生后，宿舍装了空调，但我已养成习惯。独自行走在与己无关的人群中，很放松。
今年有些异常，先是简樊给我介绍了他一个想考我们学校研究生的朋友，让我帮忙带一个月的课，酬劳不菲。还说“师哥你要是嫌远就住我家，或者北新桥都行，反正杉杉这两天就回老家了”。
主人不在，我当然不可能住到人家家里去。而且事关简樊单独跟我联系，我觉得要必要通知冷杉一声，免得发生误会。冷杉交完最后一片期末论文后，我跟他说了简樊的事儿，又问他什么时候回家，他说“不一定”。我愣了一愣，较不准什么意思，冷杉看出我表情不对，问怎么了，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实话实说：“简樊说你这两天就回老家。” w?a?n?g?址?发?B?u?y?e?ì????μ???é?n?Ⅱ???????.??????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别告诉他。”
他们之间也不是表现的那么坦诚。我的心里缓慢地酝酿着一股卑鄙的喜悦，话多起来：“那你暑假住哪儿？北新桥？”
他摇摇头说：“住寝室。”
“没洗澡的地方呀。”
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目光看着我，说：“离这儿两公里有个公共浴室。”
“我知道，但是太远了。”我实在想象不出拎着澡筐在室外步行两公里的样子，忍住笑翻出个胶皮管子给他，“来吧，让前辈传你经验，这个插水龙头上，你就能获得一次冷水澡。”
他有些纠结，有点嫌弃，我塞他手里说：“大小伙子，夏天洗洗冷水澡有什么。”又小声说，“白天有保洁阿姨在，你可以半夜脱光了洗。”
之后我忙于教课，虽然和冷杉同住寝室，但没打过几次照面。有次简樊叫我和我带的学生一起去三里屯，都是朋友，清楚彼此行程，没理由拒绝。我跟冷杉报备一声，然后和他们疯到半夜，都喝得有点多，简樊还闹着去唱歌儿，今天他是彻底回不去顺义那个家了。我保留着最后一丝清醒，好说歹说把简樊拖到雍和宫的糖果KTV，这里离北新桥近，他是走回去还是打车回去都方便，也安全。
这一玩就玩了个通宵，到最后他俩睡得不省人事。我随便点了几首排名靠前的歌儿，放着原唱，坐在角落里慢吞吞地喝酒。天蒙蒙亮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是我爸，给我转了一万块钱。我的生活费是一个月五千，逢年过节多一些，多这么多的，只有我的生日。我退出微信看了眼日期，果不其然，我26了。
微信的响声惊醒了简樊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学生，他看上去萎靡不振。我叫醒简樊，告诉他到点儿了，我们昏头涨脑地走出糖果，他朋友出来就打车走了，看样子今天课程取消。我带晕头转向的简樊回了北新桥，他沾上床倒头就睡，我给他煮了点小米粥和一个鸡蛋，又从贫瘠的冰箱里翻出一袋榨菜丢在餐桌上，留下字条让他醒了吃。走时帮他扔了一盒过期的牛奶和一袋长满绿毛的切片面包。
我浑身酒臭，满可以洗了澡再走，但就是觉得不自在，想着赶回学校，趁保洁阿姨没上班之前冲个凉。回到寝室，我轻手轻脚地开门，生怕吵醒冷杉，却见他床上没人。我这才放开手脚，脱了衣服裤子，只穿了条内裤，拎着瓶洗发水晃晃悠悠去了尽头的盥洗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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